中共的領導力從哪里來

—— 《習近平時代》 選載

2015年3月23日，91歲高齡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去世，這位小國的大政治家曾有一個判斷：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問責，但是無法保證選出優(yōu)秀的政府或領導人。

李光耀的觀察是有一定道理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政黨制度從其設計初衷來講就不是用來遴選優(yōu)秀的領導團隊。西方的政黨和中共不一樣，政黨只是代表社會中一部分人利益的組織，沒有哪個政黨比其他的政黨更優(yōu)秀。選舉的基本假設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誰也不比誰更好，誰更能準確地反映民眾的訴求，誰就能通過選舉獲得勝利，取得政權。這種邏輯，在中國可能就是一種典型的“尾巴主義”。董必武對此曾有非常精到的批評：“有些同志以為實行群眾路線不需要黨來領導，這也不對。沒有黨的領導，群眾利益是不能實現的?！薄跋袢罕婇L遠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眾自身往往是看不見的，必須有黨領導，群眾才不致走錯路。”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共承擔著崇高的歷史使命，能最充分地代表民眾的利益，代表社會的整體利益而不是部分利益，用中共自己的語言來表述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鋒隊邏輯與中國傳統儒家的士大夫政治邏輯有某種契合之處，它們都強調要由一個優(yōu)秀的團隊肩負起領導責任，帶領民眾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秩序。這個優(yōu)秀的團隊既要能洞悉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又要能回應民眾的訴求。前者是先鋒隊邏輯的必然要求，后者則是一種民主或民本主義的要求。中共相信，這二者是能夠有機統一起來的。在具體行動策略上，用中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既要保持先進性，不能搞“尾巴主義”，又要堅持群眾路線，不能脫離群眾。因此，中共不斷地通過自我革新，以保證其黨員在德和才兩個方面的先進性;同時，又通過各種制度安排來保證其對國家的領導，通過群眾路線保持與社會的良性互動，并實現有效的社會動員。這就是中共領導力的源泉，它一方面通過選拔產生一個優(yōu)秀的領導集體、并使領導集體能制定出科學合理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又通過相應的制度安排，使這些政策能得到有效實施。

黨紀為什么嚴于國法

2014年11月26日，中紀委一天之內通報了4名山西貪官的立案調查結果，其中兩名女官員的通報用詞首次采用了“與他人通奸”字樣。消息一出，馬上引發(fā)輿論熱議。“通奸”指有配偶的一方與配偶以外的異性自愿發(fā)生性行為，并不是犯罪，但違反了道德。在中國的《刑法》及相關法律中，沒有對通奸作出定罪的規(guī)定。但是在中共的黨紀中則有對此的懲戒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一百二十七條明確規(guī)定，與他人發(fā)生不正當性關系，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jié)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jié)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為什么黨紀嚴于國法?這是中國共產黨自身性質所決定的。作為先鋒隊性質的政黨，黨員是先鋒隊的一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應當發(fā)揮模范帶頭作用，將普通群眾團結在自己周圍，帶領他們投身于黨領導的事業(yè)中去。

“特殊材料”意味著黨員要以更加嚴格的標準自我要求，無論是在道德方面，還是在能力方面，黨員必須比普通公民更優(yōu)秀才能無愧于黨員的稱號，這就是黨紀嚴于國法的邏輯。國法是對一個公民的要求，是一種基本的要求;黨紀是對一個黨員的要求，它是一種更高的要求，也是黨的先進性的要求。

那么，怎樣才是合格的黨員呢?

2014年3月17日，習近平來到河南省蘭考縣調研。這不是習近平第一次來蘭考。2009年3月底習近平就專程赴蘭考拜謁焦裕祿陵墓。在習近平心中，焦裕祿是一座豐碑，是一名合格黨員的典范。早在1990年，習近平就曾填詞一首，以表達他對焦裕祿的敬仰之情：“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氣”“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一首《念奴嬌·追思焦裕祿》，盡顯這位“最著名的縣委書記”的為民情懷與英雄本色。

這何嘗不是習近平自己所向往的境界呢?!當年，習近平選擇離開北京，心中裝的就是這份理想;今天，習近平來到蘭考，也是希望以焦裕祿為榜樣，激勵更多的黨員干部做一個焦裕祿式的好干部。

焦裕祿在蘭考僅工作470多天，但在群眾心中鑄就了一座永恒的豐碑，他的精神之所以能穿越半個世紀仍歷久彌新，就是因為他“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懷，“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的求實作風，“敢教日月換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奮斗精神，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3個月后，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全面闡述了好干部的標準?！昂酶刹康臉藴?，大的方面說，就是德才兼?zhèn)洹?，“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在這五個方面中，習近平著重強調了信念和擔當。習近平認為，理想信念堅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標準。他有個形象的比喻：“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就可能導致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針對黨員干部中不敢負責、不愿負責的問題，習近平強調：堅持原則、敢于擔當是黨的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為官避事平生恥”，有多大擔當才能干多大事業(yè)。

保持黨的先進性，還有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認真選好接班人。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強調：“認真選好接班人，這是一個戰(zhàn)略問題，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問題?！?0多年后，習近平也一再強調，培養(yǎng)選拔年輕干部，事關黨的事業(yè)薪火相傳，事關國家長治久安。2014年1月14日，中共對已經實行了十多年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進行了修訂，進一步完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和監(jiān)督管理機制。

什么樣的人可以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

1969年1月，習近平和兩萬多名初、高中畢業(yè)生一起，到延安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那一年他才15歲。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真正接觸到中國最基層也最真實的社會現實。當時的中國非常貧窮，尤其是老區(qū)，這些城里來的孩子住的是土窯，睡的是土炕，吃的是玉米團子(窩窩頭)，生活非常艱苦。習近平每天要挑糞、拉煤、打壩、種地，經歷過最窮苦的生活，卻被他視為寶貴的人生財富。2008年全國兩會期間，已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在參加陜西代表團審議時說：“這一段時間(陜北插隊7年)成為我人生的一個轉折，可以說陜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歷歷在目，現在有很多思維行動都和那時候有關聯，就像賀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詩里所描繪的：我曾經幾回回夢里回延安?！?/p>

習近平在延安一直待到1975年10月，差兩個月就滿7年，這是他第一次下基層。

7年后的1982年，習近平主動放棄北京優(yōu)越的條件，放棄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的工作，再次從北京出發(fā)下基層，擔任河北省正定縣委副書記。33年后的2015年，習近平在與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還談及他在正定當書記時下鄉(xiāng)調研的往事?！拔以谡〞r經常騎著自行車下鄉(xiāng)，從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騎到滹沱河沙灘就得扛著自行車走。雖然辛苦一點，但確實摸清了情況，同基層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離、增進了感情”。

從1982年到2007年，習近平在基層干了25年再次回到北京。正是從正定這個小縣城起步，習近平一步步成長為中共最高領導人。

我們只要簡單瀏覽一下中共其他幾位政治局常委的簡歷就會發(fā)現，“豐富的基層經歷”是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不僅政治局常委如此，中共的各級領導干部大都有基層工作的經歷。中共在干部的選拔任用中，是否有基層一線工作經歷是一個重要條件，尤其是在艱苦地方的工作經歷。為此，中共有專門的制度安排——干部掛職鍛煉制度，要求干部到基層鍛煉，希望他們通過基層歷練，將根扎得深一些、實一些。這一制度的雛形是延安時期邊區(qū)人民政府曾大規(guī)模選派知識分子、干部和學生下鄉(xiāng)，對農村社會進行改造。其正式建立則是1991年，當時中共頒布《關于抓緊培養(yǎng)教育青年干部的決定》，提出對于有培養(yǎng)前途的青年干部，要有目的地選派他們到基層去任職鍛煉。這個決定還規(guī)定地(市)以上黨和國家機關提拔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必須具有三年以上的基層工作經歷。

在中共看來，只有那些有過基層工作經歷的人，才會了解人民，對民間疾苦感同身受。對此，習近平就深有體會：“參加工作后，在普通崗位上經歷一些難事、急事、大事、復雜的事，能夠更加深刻地感受國情、社情、民情，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接地氣’。”也只有經過基層歷練，一個人的意志才能得到最有效的鍛煉。

基層歷練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能迅速提升年輕干部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在當代中國社會快速轉型時期，新舊矛盾交織，處理起來僅靠書本上學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更需要的是建立在知識基礎上的實踐經驗?！霸绞菞l件艱苦、困難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鍛煉人”，“對那些看得準、有潛力、有發(fā)展前途的年輕干部，要敢于給他們壓擔子，有計劃安排他們去經受鍛煉。這種鍛煉不是做樣子的，而應該是多崗位、長時間的，沒有預設晉升路線圖的，是要讓年輕干部在實踐中‘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

中共正是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選拔上來的干部既接地氣，又具備應對復雜問題的實踐經驗，這是中共領導力的重要源泉。

學習型政黨：自我革新的發(fā)動機

2006年，狄忠蒲在評估中共未來的發(fā)展趨勢時，認為中國共產黨并不存在由于內部衰敗或外部壓力而出現即將崩潰的危險。雖然中國共產黨面臨許多嚴峻的問題，但是它一再證明自己具有足夠的適應性和彈性。那么，這種適應性從哪里來呢?丹麥學者柏思德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認為，中共的適應性關鍵在于中共的組織調適能力，而這種能力的獲得，一個重要的機制就是學習。他們還專門討論了中央黨校，認為中央黨校是一個獨特的制度調適機制。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共就將學習型政黨建設作為基本戰(zhàn)略。盡管學習是中共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并且很早就建立了自上而下的黨內培訓和學習機制——各級黨校。但以改革開放為標志，中共“學習”的含義和內容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學習”主要是政治教化意義上的，是組織成員政治進步的標志的話，那么在鄧小平時代，“學習”則加入了專業(yè)知識和能力的要求。1978年后，中央高層領導人反復強調向他國學習，向現代科技與管理知識學習的重要性。

但是，中共最高層的學習還不是在中央黨校，而是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制度。這是一個重要的制度創(chuàng)新，最高領導人開展集體學習是中共傳統的學習系統所缺乏的。第十六屆、第十七屆政治局共分別開展了44次、33次學習，其制度化程度很高。

2012年11月17日，剛剛當選才兩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就開展了十八大以來的第一次集體學習。截至2015年3月底，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已經進行了21次集體學習，平均1.3個月就學習一次。學習的內容十分廣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tài)、黨建、法治、軍事、國防、歷史經驗均有涉及。從這些內容中可以看到，集體學習回應了治國理政的重要問題，貼近民眾的需求。集體學習不僅幫助中共統一思想，凝聚共識，而且還能推動政策的出臺。在某種意義上，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可以成為我們觀察中國政治走向的一個重要窗口，學習的主題往往是重大政策出臺的前奏。

參加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不僅有政治局委員，而且有人大、政協以及與學習主題相關的黨和政府各部門的負責人。通過學習，中共不僅保持了強大的執(zhí)政能力，而且領導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功，顯示出很強的適應能力。

專門從事政治精英研究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員薄智躍認為，“中國模式”實際上是一種學習模式?？梢哉f，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中共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學習體系，已經有能力培訓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委到行業(yè)的所有干部。在政治局集體學習之外，中共還有三個層次的學習機制。第一個層次是，全國各級各類黨政機關領導班子普遍建立了中心組學習制度，強化各級主要領導的日常學習，理論學習中心組就像是政治局集體學習的“黨委版”，是中共核心領導干部進行政治學習的關鍵平臺。

第二個層次是各級黨校和行政學院系統，主要對各級黨員領導干部進行常規(guī)輪訓。正如沈大偉所言，黨校系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組織設計，全國近3000所黨校不僅負責對4000多萬名有一定級別的黨員干部進行培訓，還發(fā)揮著智囊團、改革觀念和政策孕育的功能。各級黨校和行政學院的培訓大體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成果和最新的政策文件;黨章黨規(guī)黨紀和黨的組織管理機制與方法;行政、管理和領導科學;經濟學、會計學、歷史、國際政治、哲學等基本知識。

十六大以后，為適應新時期大規(guī)模培訓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質的戰(zhàn)略需要，中共又成立了三所干部學院：浦東干部學院、井岡山干部學院、延安干部學院，所開設的主體班次不同于黨校系統所要完成的輪訓任務，而是設置專題班。比如，浦東干部學院重中之重的班次是廳局級專題培訓班，主要按照三大專題開設：一是城市化與城市現代化;二是國際金融體系與現代金融管理;三是學習借鑒長三角改革發(fā)展經驗，促進中西部科學發(fā)展。

第三個層次是高校系統。為了更好滿足各級黨員干部對現代化知識的需求，2000年以來，中共加大了與各高校的合作，利用高校知識門類齊全、知識更新速度快的優(yōu)勢，通過專項培訓，讓各級黨員干部盡快掌握相關的政治學、經濟學、公共管理、社會管理等方面的知識。

為了開闊各級黨員干部的視野，中共各級組織部門還與很多國外的院校建立合作培訓機制，定期將他們送到國外進行專項培訓?，F在，很多地方的處級干部都有海外學習經歷。

正是通過常規(guī)而系統的學習，中共才得以不斷提高自身的執(zhí)政能力和執(zhí)政水平。習近平在2015年2月底專門為干部學習培訓教材作序，強調“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有本領不夠的危機感，以時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強本領。要勤于學、敏于思，以學益智，以學修身，以學增才”。學習，已經成為中共不斷自我更新的發(fā)動機。

制度紅利：共產黨領導國家的秘密

中共能有效地實現對國家的領導，除了不斷強化自身的執(zhí)政能力和執(zhí)政水平之外，還需要制度化的機制來將黨和國家連接起來，使黨的意志能有效變成國家的政策，并保證各部門有效執(zhí)行這些政策。在眾多的機制中，有三個機制很有特色，也很重要。

第一個機制就是領導小組機制。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僅一個月，中共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由習近平親自擔任組長。對于不了解中國政治的人來說，可能很難理解，為什么一個領導小組的組長要由總書記來擔任，而且整個小組的規(guī)格如此之高，政治局7名常委中有4人在其中任職。

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廣泛存在于黨和國家政治運行過程中，發(fā)揮著議事、協調等功能，極為重要，也極為特殊。這些領導小組數量很多，既有常設性的，也有臨時性的，它們是黨政系統常規(guī)治理方式之外的補充，擁有跨部門的協調權力。小組負責人的級別越高，“小組”協調和執(zhí)行能力也更強。例如，2006年，國家成立“深化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部級協調工作小組”。由于涉及部門繁多，醫(yī)改方案久拖不決。2008年12月20日，國務院提升了小組的規(guī)格，批準醫(yī)改協調小組升格為醫(yī)改領導小組，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親自掛帥。消息一出，媒體紛紛用“新醫(yī)改駛入快車道”來形容緊接而來的醫(yī)改新進展。

正因為如此，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有如此高的規(guī)格，小組負責改革的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神經中樞”，自成立以來已經舉行11次會議，先后共審議了包括《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試點方案》《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關于城市公立醫(yī)院綜合改革試點的指導意見》在內的至少50個文件，通過了不少“重量級”方案，也啃下了很多改革阻力較大、多年都啃不動的“硬骨頭”。司法體制改革是目前深改組關注最多的議題。11次會議中有7次會議均涉及這一改革的相關內容，先后通過的相關方案和意見多達12個。

從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運行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中共的重要決策均是先在專門的小組中擬訂方案，然后再提交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審議通過，相關部門負責具體落實。中央工作領導小組是中共實現對國家和社會全面領導的重要機制之一，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與各職能部門之間的橋梁。作為相關職能領域頂層的每一個領導小組，都領導著一批黨、政、軍機構。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所謂“歸口管理”一般都是通過黨的領導小組制度來實現的。

第二個機制是黨組制度。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專門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匯報工作。習近平在會上強調，黨中央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統一領導，很重要的一個制度就是在這些機構成立黨組。黨組是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在非黨組織的領導機關中設立的組織機構，是實現黨對非黨組織領導的重要組織形式和制度保證。

黨組是黨的各級委員會在非黨組織中的派出機關。作為派出機構，黨組和黨委不同，黨委是選舉產生，黨組則不是由選舉產生，而是由同級黨委指派，并接受同級黨委的領導。正是通過黨組，黨能有效地實現對各種非黨組織的領導。以人大為例，在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設立在人大常委會內部的黨組來貫徹黨的意志，黨組成員一般由委員長、黨員副委員長(地方人大常委會由主任、黨員副主任)加秘書長組成。在實際工作中，人大常委會黨組在相當程度上就是人大常委會的領導核心。黨組實際上是同級黨委和人大常委會之間的一個連接通道，同級黨委的決定通過黨組變成人大常委會的實際行動，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請示和匯報也通過黨組傳遞到同級黨委。盡管黨組和同級黨委分屬于人大和黨兩個不同的系統，但從黨內關系來說，同級黨委和黨組之間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

第三個機制是中共領導人在國家機構中任職。例如，習近平是黨的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但同時他也是國家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其他政治局常委則分別擔任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中央黨校校長、中央紀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等。

通過這三種機制，中共有效克服了分權體制下可能出現的相互否決、治理低效的弊端。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美國的兩黨制使美國政治周期性地陷入兩極分化，而其分權制衡機制使得政治體制的某一個部分能相對輕易地阻撓其他部分，從而形成“否決政體”，整個體制都受制于否決權。在分立性政府的情況下，政黨無法有效地協調立法機構與行政部門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政治僵局，甚至導致聯邦政府有時不得不“關門歇業(yè)”。從1977年到1996年19年間，聯邦政府曾關門17次，幾乎平均每年關門一次，最近一次是在2013年10月。當時，法國《世界報》刊登一篇評論，題目是：《杰斐遜，快醒醒!他們已經變成了白癡!》。相比而言，中共的黨政體制不僅能根據長期目標進行決策，并能夠在決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不被利益集團所俘獲，而且可以通過黨的系統有效協調立法和行政，以及不同行政部門之間的關系，使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更加流暢。

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2013年5月9日，中共下發(fā)《關于在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意見》，要求圍繞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習近平常說：一分部署，九分落實。要想將密集出臺的各項改革措施落到實處，除了實現對國家的有效領導外，還必須進行有效的社會動員，強化整個社會對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認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60項改革任務，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宏偉的改革計劃之一，而且是一個需要涉險灘、啃硬骨頭的改革，如此艱巨的任務沒有民眾的廣泛支持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時，強調群眾路線是黨的執(zhí)政根基，是“三大法寶”得以充分發(fā)揮作用的根本保證。

1979年，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國百廢待興，改革困難重重，鄧小平重提群眾路線：“只要我們密切聯系群眾，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眾講清楚，就能得到群眾的同情和諒解，再大的困難也是能夠克服的?！?/p>

今天，改革進入深水區(qū)，習近平再次運用起群眾路線這個法寶，他用了一句通俗易懂的話來闡述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總要求：“教育實踐活動要著眼于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為總要求?！?/p>

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黨的自我凈化，這是黨進行社會動員的前提。只有自我完善了，黨才能通過精神感召，將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就像鄧小平所說的，在中國，任何重大政策的出臺，面對重大的利益調整，“如果黨和政府沒有很高的威信是辦不到的”。教育實踐活動就是要通過黨的自我凈化，修復黨和群眾的信任基礎，維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公信力，加強群眾對黨的領導的政治認同。

在中共看來，群眾路線有三個方面的內涵：其一是政治含義，即黨的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也是黨的根本組織路線。其二是方法論含義，即“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其三是作風含義，即密切聯系群眾是黨的優(yōu)良作風。十八大以來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主要是在作風含義上展開的，作為政治含義和方法論含義的群眾路線則體現在加強協商民主建設等其他戰(zhàn)略部署之中。

群眾路線作為組織路線，除了要求各級黨員干部要密切聯系群眾之外，還需要有具體的組織機制，使黨能夠深入群眾，貼近群眾。這些組織機制既有直接的，如基層黨組織，也有間接的，如人民團體。對于前者，中共一直努力強化其組織體系，不僅著眼于提高基層黨組織的戰(zhàn)斗力，而且努力實現對社會的全覆蓋，用中共組織部門的話來說，就是橫到邊、豎到底，不留死角，讓組織的觸角延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近些年中共組織部門大力開展的“城市商圈黨建”“民營企業(yè)黨建”“社區(qū)黨建”等，就是這種努力的體現。

人民團體則更為靈活，它們是中共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也是中共進行社會動員的重要抓手。西方人不太理解中國政治體系中的人民團體，常常將其與一般的社會組織混為一談。實際上，二者之間差別是非常大的。社會組織是由國務院系統的民政部門管理的，而人民團體則歸屬中共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也就是說，按照中共的歸口管理原則，一個是政府口的，一個是黨口的。從本質上講，人民團體是黨直接領導的群眾組織。中共十分重視人民團體的作用，2015年2月3日，《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強調“必須更好發(fā)揮群團組織作用，把廣大人民群眾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

以工會、共青團和婦聯為代表的人民團體自新中國成立時即已成立，自上而下建立了龐大的組織體系，在基層，這些組織體系和黨的基層組織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巨大的組織網絡，為中共進行社會動員提供了有效的組織手段。近年來，工、青、婦等人民團體積極謀求轉型，努力承擔起“樞紐型社會組織”的功能，面向各自服務的群體，孵化、培育和扶持相關社會組織。例如，在廣東省，廣東共青團有30家“培育孵化基地”，創(chuàng)建了超過366家新的社會組織。這些社會組織成為人民團體的延伸手臂，使其能更加自如地發(fā)揮社會動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