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報訊 □ 劉英團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具有時代性和民族性，“在中國近代史中，所謂中西之分，實際上是古今之異”（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北京出版社日前出版的《中西之交》分兩部分輯錄了我國國際政治與歐洲問題專家陳樂民先生關(guān)于中國和西方對比的一些經(jīng)典文章。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袁行霈先生認為，“編輯這套叢書，有一個用意就是節(jié)省讀者的時間，讓讀者在較短的時間內(nèi)獲得較多的知識”，“還有一個用意，就是想多一點文化積累的工作。把那些經(jīng)過時間考驗的、讀者認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沒。”我以為，《中西之交》不但是對陳樂民先生研究的主體思想及寫作思路的梳理和整合，更是對其心路歷程的記錄。
    陳樂民先生是我國“歐洲學”的先行者。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和歐洲打交道，整整半個多世紀。80年代完成了他的第一本專著——《探究二戰(zhàn)以后的西歐國際關(guān)系》。文化之事，不是封閉里的獨言獨語，實則有敞開胸襟的一種互感與互動?！岸梦鲗W的人，如果有國學基礎(chǔ)，或者熱愛國學中精華的遺存，是可以有創(chuàng)造的潛質(zhì)的，”正如中國人民大學的孫郁教授所言，“陳樂民先生主張西學與中學一體……他常常從東方的經(jīng)驗里凝視西學的元素，又從西洋哲學中反觀我之故有文明?！焙秃芏鄧H問題專家不同，陳樂民在談歐洲問題的時候不是就歐洲談歐洲，也不是把歐洲的一個特定時期與中國的某一特定時期作簡單、機械的比較，而是能夠用全球的眼光看中國，然后再以發(fā)展的眼光去消化西方的文明。“比較”是必然的。正如陳樂民先生所言，“在我們生活的時代講中國的任何大問題，都免不了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做比較，特別是同西方國家做比較?！彼J為，自從中國“開眼看世界”以來，我們的幾代人都在有意或無意地做各種比較，從各種角度做比較。為什么比？這是老話題，也是“歷史傳統(tǒng)”。在他看來，中西文化首先是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文化，其次各具不同的歷史背景。在《中西之交》中，他首次廓清了“世界政治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區(qū)別”以及“文明與文化的內(nèi)涵”。從比較到超越比較，他認為中西文明“并不是非這樣對立不可”。他認為，中西文明之交體現(xiàn)了一種不斷進步的文明史觀。首先，“文明的問題不能與具體的、現(xiàn)實的利益糾葛混淆在一起，國家關(guān)系如何歸根到底系于政治和經(jīng)濟權(quán)益”；其次，國家之間政治分歧、貿(mào)易戰(zhàn)“并不妨礙文明的溝通”，中西文明的總趨勢仍然是“前進的、開放的和融合的”。
    這是對當代中西之交的基本判斷，也是對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文化交流不同于政治談判和經(jīng)濟貿(mào)易，政治、經(jīng)濟的談判、簽約都是比較“硬性”的，而文化的交流則是“軟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