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頤
    1927-1937年的中國社會處于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發(fā)展階段。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日益明確了社會分工與階層分化，逐步形成并穩(wěn)固了各群體的思維形態(tài)與文化模式，以都市人群中的知識分子階層為聚焦對象，從吃穿住行、人際網絡、精神層面和身份認同等角度，全面觀察“五四”之后以“原子化”狀態(tài)存在的知識人如何被鑲嵌進一個逐漸秩序化、分層化的社會，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研究。
    這就是歷史學者胡悅晗的專著《生活的邏輯：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國知識人（1927-1937）》的要旨。日常生活如何進入歷史書寫？作者主張文獻基礎上的深入閱讀與挖掘。本書的資料來源有四：一是民國知識分子的日記、回憶錄與文集；二是上海、北平市政府編撰的各種反映城市生活的調查報告與資料匯編；三是《現(xiàn)代》《良友》《婦女雜志》等刊登的城市生活文章；四是《新文學史料》《溫故》等一批以刊發(fā)文人與知識分子的回憶類隨筆為主的當代雜志。四類資料相互印證，搭起框架，力求以己之力盡可能提供真實、細致的圖像。
    研究的出發(fā)點是“民族國家敘事中的都市想象”。經濟發(fā)展所帶來的物質的豐富，新的價值觀念和社會風氣的輸入，以及由此造成的物欲擴張和情欲解放，不僅使得以傳統(tǒng)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政治訴求，發(fā)生了向金錢拜物的經濟和欲望的轉變，更為重要的是，都市生活的人倫和道德，相比于舊時代的農業(yè)倫理，在若干向度發(fā)生了轉變。作者勾勒了北京與上海的形象，“文化北京”意味著30年代真正形成的北京城市居民的一種對傳統(tǒng)元素不斷循環(huán)往復的“回收”再利用的生活方式；“文明上?！币馕吨厥加谕砬鍟r期聲光化電物質文明造就的一種以各種感官刺激體驗為主的海派娛樂生活風格。在“文化”與“文明”的幕布上，作者展開了論述，切入四類資料所展示的各類場景。
    書中有處細節(jié)，談到近代上海人的人生三大要素，衣居第一位，住居第二位，而食則居第三位。這種生活觀反映了“奢侈之風熾而勢利之念深”。即，看衣服斷人。作為上海知識群體微妙心理的概括，也很恰切。從社會文化史角度，它事實上還反映了私人空間與公共空間的轉換。這種轉換并不獨表現(xiàn)在服飾上，比如，作者談到上海的亭子間居住格式，一方面是住宅空間物理意義上的靠近，而另一方面則是鄰里之間有意識的疏遠。上海人的社交活動很少放在私人空間的家庭，而是在作為公共空間的茶社、酒樓與咖啡館中展開。北京知識群體則喜歡在家庭里舉辦牌局、宴請與清談，比如林徽因主導的“太太的客廳”，話題多涉時局，體現(xiàn)了一種公共議題在私人領域之間的傳播。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都市，在市民社會逐步形成的過程中，公共領域與私己領域之間的界限，是一個重要的分疏，也就是說，在公與私的拉鋸之中，城市文化的核心價值亟待知識群體重新建構。本書所呈現(xiàn)的主體經驗敘說，以及這種敘說所依托的情感，都是非常豐富的。我們可以通過四類資料直面民國知識人的感受，他們的職業(yè)流動、經濟收入、物價水準、醫(yī)療條件、四合院與洋房、汽車與黃包車、茶館與舞廳、戲臺與舊書攤、愛情婚戀、體育娛樂……方方面面，紛繁復雜。個人的書寫大多落筆自己的瑣碎生活，而他們的公共指向往往有著很大程度的相通之處。何者為私，何者為公？兩者的模糊交叉，或者換種狀況之下的過分區(qū)隔，對焦的就是一種特殊意味的公私纏結。私與公，作為民國知識人建構的都市生活的一體兩面，結合北京、上海不同的城市氣質與都市語境，呈現(xiàn)了身處其中的敘述者，以及從他們身上組合、折射的時代的征候。
    作者所選取的這十年時間，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雖然時局不好，生活和收入大致是閑裕的，更主要是氣質里的自如。這種自如可以讓他們在公、私之間實現(xiàn)順利轉換，這種轉換牽連時代的脈搏。即將到來的歷史大變動，終究會帶來新的、更大的社會要求，知識分子又該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