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報》近日報道了這樣一件事情：今年53歲的河南新密市人劉春喜，原本是個億萬富豪，現在卻為籌錢給工人開工資、還貸款，不得不淪為菜販子，開著面包車從河南趕到北京，車里裝著大蒜、粉條、黑小米、黑綠豆、黑花生、黑麥仁、綠豆等3噸多的土特產，從早到晚的勞作，甚至忘記了中秋的到來。造成此的直接原因是，過去幾年，劉春喜投入全部積蓄加上銀行貸款共計2.16億元，在河南蘭考縣建設煙標生產工廠，但在河南中煙工業(yè)有限責任公司的招投標中連續(xù)敗北。但讓人不解的是，記者的調查發(fā)現：在2013年河南中煙的招投標中，10家被刑事判決書認定有行賄行為沒有競標資格的企業(yè)，卻奇跡般中標！
劉春喜的遭遇深刻反映了當前中國經濟中存在的一個殘酷現實：許多民營企業(yè)的命運維系在壟斷的國有企業(yè)和政府身上！如果運氣好，與國有企業(yè)或政府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能得到它們的青睞，則可以迅速飛黃騰達；而如果運氣差，攀不上這門子關系，則可能命途多舛，從一個億萬富豪變成一個負債累累的窮光蛋，不得不淪為菜販子。
以上論斷絕不是筆者的蠱惑之言，而是對來自中國的大量案例的剖析所得。如：中國移動的腐敗窩案、中國石油的腐敗窩案、中國石化的腐敗窩案、古井貢酒的腐敗窩案……都表明，一旦某個民營企業(yè)與某個壟斷國企的領導攀上關系，通過灰色或黑色手段拿到壟斷國企的巨額訂單，這個民營企業(yè)就能快速發(fā)展，其老板也能迅速發(fā)家致富；而如果某民營企業(yè)對壟斷國企攻不下關，攀不上親，拿不到訂單，其前期投資則可能血本無歸，這個民營企業(yè)的老板也可能從億萬富豪淪為菜販子。當然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因腐敗關系被曝光，前期受到壟斷國企滋養(yǎng)的民營企業(yè)主被抓后，也可能從億萬富豪淪為一貧如洗的窮光蛋。但不管怎樣，對這些民營企業(yè)來說，它們的命運是被緊緊的攥在壟斷國企手里的。
當然，我們知道，除了經濟上的壟斷外，還存在另外一種壟斷--行政上的壟斷。就中國的現實而言，行政上的壟斷帶給民營企業(yè)主的傷害并不比國企壟斷低。由于一些官員手上掌握巨大的審批權、巨額的財政資源、經濟資源和人脈資源，一些民營企業(yè)家不得不依附于這些官員，或者與他們沆瀣一氣、共同牟利，或者與他們狼狽為奸、各取所需，或者與他們稱兄道弟、權錢交易。這些民營企業(yè)家為此獲取了大量的財富。但是，就像古語所說的，“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些民營企業(yè)主最終也不得不與那些擁有壟斷性行政權、并且利用其搞權錢交易的人一同淪為階下囚。例子呢？當然是數不勝數的！典型的如：與劉志軍一同被抓的丁書苗。因為劉志軍，丁書苗很快成為億萬富豪；而因為劉志軍，丁書苗也很快淪為階下囚。又如，與薄熙來有著權錢交易的徐明。因為薄熙來，徐明在商界如魚得水，迅速成為富甲一方的企業(yè)主；但也因為薄熙來，徐明也淪為了階下囚……當然，還存在另一種更可怕的行政對民營企業(yè)的傷害行為：就是行政對民營企業(yè)合法權益的直接剝奪，典型的案例是重慶打黑期間，對一些合法經營的民營企業(yè)的“黑打”行為。
某些民營企業(yè)主無論是因為國企壟斷，還是因為行政壟斷，而從億萬富豪變成菜販子，或從菜販子迅速發(fā)家為億萬富豪，其根本就在于中國的政商關系出了問題！
政商關系是政府（包括國有企業(yè)）與私人商業(yè)間的關系。好的政商關系應該是基于法律的、透明的、清廉的、平等的、相互支持的關系。而壞的政商關系，則是一種以裙帶為基礎的、以追逐壟斷租金為目的的、以權錢交易為形式的、非平等的政商之間的關系。
從中國的歷史而言，中國始終未能發(fā)展出一種良性的政商關系。中國古代，由于權力壟斷，在幾乎每一個擁有豐厚利潤的所謂“老字號”企業(yè)背后，幾乎都有一個或者一群官員的身影若隱若現。清末的大商人胡雪巖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也正因為此，商業(yè)在中國長期受到抑制，而中國也未能在18、19世紀走向資本主義。而從亞洲經濟發(fā)展史來看，建立在裙帶基礎上的、缺乏透明度的、非清廉的政商關系是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國爆發(fā)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所以，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一國能否建立起一種好的政商關系，對于該國私人企業(yè)的健康發(fā)展來說至關重要，對該國宏觀經濟的長期發(fā)展和社會和諧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
然而，在今天，大量的案例表明，中國依然未能發(fā)展出一種好的政商關系。在政府（包括國有企業(yè)）與私人商業(yè)間，政府（包括國有企業(yè)）處于壟斷性的主導地位，而私人商業(yè)則處于從屬地位。也就是說，政府（包括國有企業(yè)）控制了絕對的進入權、審批權，同時擁有著過大的經濟資源、行政資源、教育資源甚至是技術資源。為求生存，也為求財富，許多私人企業(yè)主不得不向某些掌握著這些權力和資源的官員及其親屬“投其所好”（包括培養(yǎng)感情，輸送金錢、美女、房產和其他），以換取來自政府（包括國有企業(yè)）的訂單、審批條文、工程項目、財政補貼、銀行貸款等等。而某些官員呢？也樂于與那些私人企業(yè)主合謀，將手上的權力變現成自己所喜好的一切。然而，這種壞的政商關系就必然帶來以下三種弊端：一是妨礙良性的政商關系的培育和發(fā)展。當劣幣能驅逐良幣、灰色黑色交易能輕而易舉地獲取暴利時，灰色黑色交易就會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來，成為占據主導的交易方式。一旦灰色黑色交易成了主導性的政商關系，好的、透明的政商關系將永無建構之可能。二是許多民營企業(yè)主的命運將是不確定的。正如前面所說的，在壞的政商關系下，一些民營企業(yè)主或者是因為得不到權力者的眷顧、得不到在正當競爭下應該得到的訂單而走向破產，或者是因為與權力者走得太近、在權力濫用被揭發(fā)后而與權力者一同走向囹圄。但不管是那種方式，他們的命運都不能由自己掌控，而是被壞的政商關系所挾持，面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三是妨礙一國經濟的健康穩(wěn)定增長。經濟增長來自于私人投資。私人投資來自于對未來的穩(wěn)定和良好預期。穩(wěn)定和良好的預期則來自對產權的有效界定和保護。對產權的有效界定和保護又來自于公平的競爭和良好的政商關系。也就是說，好的政商關系是一個經濟健康持續(xù)增長的守護神和源泉所在。
鑒于此，中國亟需建立一種新型的政商關系。這種新型的政商關系就是基于現代法治社會下的、基于政與商各自性質和需求的、以追求良性互動、合作共贏、共同發(fā)展、造福社會為取向的、透明而清廉的關系。
然而，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也是一個長期過程。為此，需要做好以下幾件事情：
一是政府要加大簡政放權的力度，在此基礎上，有效約束有形之手，限制權力對市場和對企業(yè)的替代和干預，尤其是要嚴懲那些利用權力與民營企業(yè)主搞灰色黑色交易的官員；同時，建立公平的市場秩序，讓民營企業(yè)公平地參與競標和競爭。
二是要加快國有企業(yè)改革，想方設法破除國有企業(yè)的壟斷，尤其是國有企業(yè)對資源、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壟斷；同時，加強對國有企業(yè)的監(jiān)管，防止國有企業(yè)成為管理者玩弄權術以牟取私利的工具。
三是對私人企業(yè)主而言，要堅守法治的底線，用好的市場競爭手段（如更優(yōu)良的服務、更高的質量、更新更好的技術）來獲取政府和國有企業(yè)的訂單，而不是用金錢等非法手段，去俘獲政府官員或國企高管，通過不正當的政企關系、政商關系來獲取訂單、項目或其他收益。
四是對私人企業(yè)主來說要不能太依靠政府。私人企業(yè)要想在市場中長期存活下去，當然需要依靠政府，但這種依靠是建立在需要政府去構建一個好的法治基礎、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有效的保護產權等方面的，而不是什么都得依賴政府。如果，私人企業(yè)自己缺乏獨立性和自我生存能力，那就很可能被某些不稱職的官員所俘獲，成為他們謀取私利的提款機。這一點，中國的私人企業(yè)主務必需要清醒認識，尤其是在危機下，更要有信心靠自己去克服困難，獲取企業(yè)重生的機會。
唯有這樣，中國才能構建起一種好的、新型的政商關系，中國的許多私人企業(yè)家才能從千萬富豪走向億萬富豪。否則，只能出現越來越多的像劉春喜那樣從億萬富豪淪為菜販子，或像徐明那樣從億萬富豪淪為階下囚的企業(yè)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