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為何高校老師作惡成本低廉 學生打破沉默卻代價高昂？
3月26日，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從五層宿舍樓頂?shù)奶炫_墜落。此時距離他畢業(yè)只剩下不到區(qū)區(qū)數(shù)月時間。事發(fā)前，他曾向家人抱怨研究生導師王攀對他的各種控制。這一事件令人痛心，卻并不陌生。今年1月，西安交通大學藥理學博士生楊寶德溺亡。之后據媒體報道，他的博士導師周筠教授曾讓楊寶德幫忙澆花、打掃辦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車場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裝窗簾、給自己熟人的女兒做家教。
從年初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女博士羅茜茜實名舉報教授陳小武性侵，到西安交通大學博士楊寶德因導師可能阻斷讀博之路溺亡，到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跳樓自盡——在這接二連三的悲劇事件背后，無疑都是中國高校研究生單一導師制度的一權獨大問題。這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一個有著漫長淵源，綜合了歷史遺產和現(xiàn)實困境的復雜問題，是中國20世紀研究生制度在借鑒了德國和美國兩種不同體系的培養(yǎng)制度后，與本土的師承傳統(tǒng)相結合的產物。這種制度賦予了部分如王攀一般的教師以可乘之機，他們打著導師的名號，假借中國古代培養(yǎng)“入室弟子”之名，將權力的魔爪伸向學生。這篇文章將首先梳理中國現(xiàn)行研究生導師制度的濫觴及其流變，從中我們不難看到，在這個演變過程中，權力的天平是如何從一開始就傾向老師一方的，以及這種毫無約束的權力又是如何給了部分人以可乘之機，讓他們幾乎零成本、零代價地濫用權力的。
其次，我們關注在這樣一個結構不平等的制度之下，一旦導師濫用職權，他們會如何利用體制的不作為和大多數(shù)的沉默將責任轉嫁到學生身上，將原因歸咎于其個人問題（諸如心理問題和抑郁癥等都是常用理由），將結構性的不平等簡化為學生個人的脆弱性和不抗壓性，以及在體制的庇護之下，他們是如何像燒不盡的野草一般，改頭換面毫發(fā)無損東山再起的。
在師生權力結構天然失衡的制度之下，學生以天然弱勢者的姿態(tài)進入高校場域。在師生權力結構天然失衡的制度之下，學生以天然弱勢者的姿態(tài)進入高校場域。
最后，我們一方面呼吁現(xiàn)有高校導師制度的改革，呼吁出臺制衡導師一權獨大的制度，呼吁研究生工會或者聯(lián)盟的形成，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幫助與支持；另一方面，在制度改革和政策調整尚未到來之時，我們也呼吁所有讀到這篇文章的在讀學生學會憤怒、學會拒絕、學會自我保護，讓這一類禽獸導師知道他們的行為可能會帶來的后果和代價。
▋從學徒到學生：中國師生的權力天平為何如此失衡？
如果追根溯源，我國研究生教育作為一種學制，始于1902年。清政府在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提到“壬寅學制”，將高等教育分為高等學堂、大學堂和大學院三等，其中大學院就相當于如今的研究生教育階段。《章程》是管學大臣張百熙在“謹上溯古制，參考列幫”后反復修訂而成的，其規(guī)定研究生院不設課程，年限不定，以研究為主。在研究生院的部分，它主要參考的是日本研究生教育體系，而日本參考的又是德國的教育模式。也就是說，我國近代研究生教育制度，是在效仿德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德國研究生教育制度又是怎樣的呢？19世紀初期，隨著統(tǒng)一德國的建立，教育成為民族復興的重點。1809年，在洪堡的倡導下，與古典大學截然不同的新型大學柏林大學創(chuàng)立。在洪堡看來，現(xiàn)代大學應該遵循學術和教學自由原則，以追求真理而非傳授知識為首要目標，主張科學研究與教學相互結合。同時，大學應該是獨立的不受政府干涉的學術團體。在洪堡這些原則的指導下，柏林大學設立了哲學博士學位，哲學院就此取代了神學院的中心地位。19世紀中期，學徒制的教育形式在德國大學出現(xiàn)。這種形式在受到新人文主義思想影響的同時，也吸收了中世紀行會藝徒教育中的師傅帶徒弟的做法。
由此可見，我國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起點，實際上是以中世紀行會學徒制為核心的德國學徒制培養(yǎng)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學生主要從事獨立的思考研究，輔以導師答疑解惑。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國大學以講座制為核心的研究所中，導師是其研究領域內講座的唯一負責人和教授，集研究、教學、管理職責于一身。在這種模式下，導師的個人魅力極高，師生關系接近行會中的“手藝匠師-學徒”關系，強調師承和嚴格的流派門第觀念。這一點恰好與中國傳統(tǒng)的師徒關系不謀而合。而如今國內學術圈山頭林立、逢人必問出處的風氣，也與自早期研究生教育便樹立起的嚴格的師承和派別觀念有著很大關系。2013年，在一篇題為《大眾化教育下研究生于導師關系的調查與分析》的文章中，作者對廣東6所高校的研究生與導師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認為導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是師徒關系甚至家長與子女關系的，占全部樣本的70%。此類對于師生關系的家長式理解，也催生出了很多師門內部的虛擬血緣關系，例如稱導師為爸爸或媽媽、師門內部以兄弟姐妹相稱等現(xiàn)象。
導師？老板？導師？老板？
1920年代，清華大學開始培養(yǎng)研究生。由于留美預備學校的背景，這一時期清華大學的研究生教育很大程度上仿照的是美國專業(yè)式培養(yǎng)模式。1925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同年頒布《研究院章程》，其中明確規(guī)定道“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系異常密切”——明確突出了導師個人的重要性。而這項旨在使導師與學生關系更為密切的制度，卻也為日后的導師一權獨大埋下了種子。
1931年，我國第一個學位制度法《學位授予法》誕生。受到美國專業(yè)式培養(yǎng)模式的影響，重視課程學習成為我國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的新內容，但德國學徒制的培養(yǎng)模式也并沒有改變。因此，這種融合了德美兩國傳統(tǒng)的研究生教育模式逐步被很多大學采納——進入研究生院的學生在學習課程的同時，也需在導師指導下完成自己的研究。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斷12年的研究生教育得以恢復。1981年，國務院批準了《中國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研究生學位制度正式確立。1982年，國家出臺政策，試辦研究生院，力圖讓研究生教育走向正規(guī)化。因此，以研究生院為依托的研究生師生關系逐步形成。一直到90年代中期，大部分高校在研究生培養(yǎng)中都實行“導師負責制”——除外語與政治兩門公共必修課外，從考試命題、復試錄取到課程設置、授課安排、學業(yè)考查、期中考試等一系列專業(yè)培養(yǎng)環(huán)節(jié)上，都主要由導師或者導師約請的相關教師負責。
從2006年開始，在教育部的部署之下，研究生培養(yǎng)機制改革試點工作逐步展開。改革的核心是完善以科學研究為主導的導師負責制和資助制。不同高校對于“導師責任制”有不同的解釋，但都圍繞著如下中心思想：導師要制定學生培養(yǎng)計劃，并跟進檢查，對學生進行學風、思想政治、品德和個人成長方面的的教育。這項導師負責制不僅呼吁導師關注學生的學習和科研，還涉及學生私人生活與個人成長，也留下了很多模糊曖昧、難以定義的灰色地帶。男導師叫女學生參加飯局，美其名曰帶學生見世面、結交學術資源，這是否算得上關心學生個人成長呢？男導師時常關心女學生的情感狀況，并奉勸女學生早點找男友早點結婚，是否也在思想教育的范疇之內？在王攀對于陶崇園事件的回應中，這項晚間面對面交流30+分鐘、被命名為“到王老師家做家務”的交流制度，又是否能夠算作是對學生思想動態(tài)的關心和跟進呢？
據王攀學生稱，第一次到王攀家要行跪拜禮。據王攀學生稱，第一次到王攀家要行跪拜禮。
現(xiàn)行的導師負責制，為導師在學術科研以及個人生活上干預干涉學生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在現(xiàn)有制度下，導師濫用權力不僅代價極低，還可冠之“對學生負責到底”的美名。導師隊伍中濫用權力的案例屢見不鮮，通常表現(xiàn)為以切斷學術資源作為威脅，直接或變相侵犯學生個人生活。這一制度含括的一體兩面——科研與生活，就這樣被濫用職權的導師結合在了一起，前者被用作后者的條件或砝碼。
除此之外，“導師資助制”的推行也讓原本就已失衡的師生權力天平更加傾向導師。“導師資助制”建立于“導師負責制”的基礎之上，是高校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2009年教育部頒發(fā)的文件指出，指導教師應按照學校規(guī)定，以科研工作為依托，或通過爭取學校設立的專項資金，為招收培養(yǎng)的研究生提供資助。簡單來說，“導師資助制”的核心是對參與導師科研項目的研究生提供一定金額的學費和生活補助。這項以激勵科研成果為初衷的改革，實際上在經濟層面進一步將學生與導師捆綁了（尤其是理工科能拿到大數(shù)額科研經費的項目），將師生關系變?yōu)榱顺嗦懵愕墓蛡蜿P系。這種并無勞動合同保障的雇傭關系風險極大，已經有不止一個案例表明，學生對于補貼的使用需要導師過目和把關。與此同時，學生也極有可能成為無良導師剝奪的對象，被當做廉價甚至免費勞動力對待。
▋被侵犯的與被保護的：導師作惡成本為何如此之低？
在這種師生權力結構天然失衡的制度之下，學生從一開始便以天然弱勢者的姿態(tài)進入高校這一場域。那么，當老師越界、濫用職權，阻礙學生前途或者對學生造成精神上或肉體上的傷害，此類事件能夠得到公正地解決嗎？解決的代價又是什么？反映了現(xiàn)有制度的何種漏洞和缺陷？
我們先來看今年1月西安交通大學藥理學博士楊寶德溺水身亡事件。事發(fā)之后校方回應，楊寶德的導師確實存在讓學生到家里打掃衛(wèi)生、陪同超市購物以及洗車等行為，學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召開主席會議，取消了其導師周筠的研究生招生資格。這件事情的關鍵在于，并不只有楊寶德一人受到了導師的非正常差遣，楊女友曝光的聊天記錄顯示，在楊和其他幾位同學一個名為“難兄難弟”的微信群中，幾位同學均受到了周筠的差遣以及她提出的一些超出師生關系的無理要求。但由于導師一權獨大，以及學校缺乏相關制衡導師權力的制度、缺乏關注在校研究生權益的機構，學生們除了相互抱怨之外，沒有任何正當?shù)?、公開的、實質性的投訴渠道。校方最終取消這位導師的招生資格，竟是以一位學生的生命為代價的。
我們再來看今年發(fā)生的幾起高校性侵舉報事件。其中有羅茜茜實名舉報北航教授陳小武性騷擾，也有在美國衛(wèi)斯理安大學任教的王敖在豆瓣發(fā)文，直指伊利諾伊香檳分校東亞系教授徐鋼常年性騷擾女學生，還有昨天北京大學社會學系95級校友李悠悠發(fā)文譴責原北大教授沈陽對同學高巖性侵，并最終導致高巖自殺。在陳小武和沈陽被舉報之后，陸續(xù)有人在社交網絡上分享了自己讀書期間被性騷擾的經歷，或是自己曾經或目睹或聽聞的類似經歷——然而，當事人重提舊事已是多年以后，在這么多年時間里，兩位被指責性騷擾/性侵女學生的老師，依然穩(wěn)穩(wěn)站在高校講臺之上，甚至已獲高升或頂著一頂頂華麗的學術桂冠。
雖然在羅茜茜實名舉報之后，陳小武很快被北航取消教師資格，可在今年3月底，有網友發(fā)現(xiàn)，他的名字榮登2018年國家重點研發(fā)計劃答辯名單，是“云計算和大數(shù)據”重點專項2018年度申報項目負責人之一。至于在國外獲得終身教職的徐鋼，雖然已經被校方停課，可仍未被解除終身教職。在澎湃新聞第六聲（Sixth Tone）的報道中，UIUC校方回應稱，徐鋼將于今年8月自行辭職。與此同時，他還在國內擔任策展人工作，并曾受邀擔任一些高校的客座教授。這些案例或許可以反證，在中國現(xiàn)行的高校體制中，性騷擾/性侵學生是多么無足輕重，甚至無足掛齒。這種侵犯或將成為伴隨學生一生的陰影，卻極少給涉事老師帶來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和懲罰。
在這種師生權力結構天然失衡的制度下，學生從一開始便以天然弱勢者的姿態(tài)進入高校這一場域。
老師的權威、與老師的決定密切相關的自身前途，以及被侵害的強烈羞恥感，都是受害學生在校期間難以舉報老師的原因。最近幾起舉報事件的舉報人都是離開學校、在國外站穩(wěn)腳跟之后才鼓足勇氣站出來，足以說明國內的環(huán)境與體制之復雜難撼。如要繼續(xù)在國內高校生態(tài)圈中生存，即便是在學生畢業(yè)之后，導師的權力及其在學術圈多年積累的資源和人脈，也足以讓一個初入此圈的新人走投無路。這類位高權重、手握大把資源的導師在高校生態(tài)內部始終處于優(yōu)勢地位，其在行業(yè)內部掌握的資源、人脈與積累的職業(yè)聲望，總會吸引新的同謀者——如果沒有法律制度保障，道德的約束在權力、金錢和資源面前，常常是微不足道且蒼白無力的。
除了高校系統(tǒng)的制度性缺陷之外，層層運轉的國家官僚機器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武漢理工大學研究生陶崇園生前曾多次被導師王攀差遣，為王攀送飯，夜間到王攀家里與導師交流思想，在陶崇園生前電腦中的QQ聊天截圖中，王攀讓陶叫他“爸爸”。他的電腦文件夾中還存著一篇名為《高校性騷擾：特征、現(xiàn)狀、成因與應對機制》的論文。目前，陶崇園的手機下落不明，近日一直聲稱弟弟是受導師精神壓迫致死的陶崇園姐姐，昨日凌晨在微博上發(fā)表聲明，為武漢理工大學和王攀帶來的不良影響致歉，該微博目前已被刪除。面對種種尚未解開的疑團和仍待調查的真相，高校、警方等不同機構選擇了沉默。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此類事件之中導師們的話術顯示出了驚人的相似性。在學生自殺事件發(fā)生或者校園性侵犯事件曝光后，他們遵循類似的邏輯，將內生于師生關系中的結構性不對等因素轉化為了學生自身的缺陷或病理性原因——王攀在陶崇園去世后的一篇書面回應中提到陶自我認知較低，信心不足，并有比較嚴重的睡眠障礙，身為導師，他一直在努力幫助學生，最后卻沒能將其留在人間，他深表惋惜；在李悠悠和王宇根的《現(xiàn)南京大學文學院語言學系主任、長江學者沈陽教授，女生高巖的死真的與你無關嗎？》（注：此處標題信息錯誤，沈陽現(xiàn)在在上海師范大學任教）一文中，作者指出沈陽曾在其他女生面前說高巖是“精神病”，在2016年的一篇回憶文章中，沈陽也曾寫到“但愿那個孩子不再受那種可怕病痛的折磨……”將自殺一事直指高巖自身的精神病癥。被侵犯的學生孤立無援，而導師深諳其道，借著權力的東風將罪責推給了對方。
此類導師深諳其道，譴責受害者成為了自辯的有效手段此類導師深諳其道，譴責受害者成為了自辯的有效手段
▋憤怒與反抗：我們能夠做些什么？
當師生權力的天平從一開始就傾向老師一方，當學生在高校場域內遭受傷害、求助無門最終選擇了結生命，當多年后終于有人站出來舉報、卻發(fā)現(xiàn)被解除職務的老師仍活躍在學術圈里……我們還能夠做些什么？
當務之急仍是體制和制度的變革，雖然這條道路十分緩慢和艱難。參考《高校性騷擾：特征、現(xiàn)狀、成因與應對機制——以女研究生為重點的實證分析》（作者：李佳源、方蘇寧）以及《美國大學校園性騷擾行文及其應對機制研究》（作者：張偉、段世飛）兩篇文章后，我們在高校政策和制度層面提出如下改善方向：
第一，在防治高校性騷擾、性侵犯方面，中國應參照美國，在高校內部逐步建立預防和處理校園性騷擾行為的管控機制，明確表明學校反性騷擾行為的立場。高校應建立預防性騷擾中心，在全校范圍內進行預防性騷擾性暴力相關宣傳，為遭遇困境的個體提供援助。同時，高校還應該建立起與性騷擾行為有關的一套完整的申訴程序，積極內部調查，引入司法流程。
第二，將高校教師性道德納入師德師風考核，對有性騷擾、性侵害學生記錄的老師采取零準入原則，將其永久性排除在高校體制之外。
第三，應盡快出臺與校園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目前我國法律對校園性騷擾行為并無特別規(guī)定，而是遵照《中國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相應的性犯罪條款定罪，在相關司法條款中僅對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做了概括性規(guī)定，并未涉及高校性騷擾。在這一方面，相關法規(guī)制定可參照臺灣地區(qū)的《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止準則》。
在高校教育體制之外，家長和大學前的學校教育也應該積極推進性教育的普及。家長以及幼兒園、小學、初中及高中老師應格外注意教育子女如何預防性侵害，除了讓孩子聽話的訓導，更要教會孩子學習在特殊情況下的拒絕、反抗與憤怒。
同時，光有書本教育依然不夠，情境演練或許應被納入性教育機制。事實表明，對于大多數(shù)人而言，遇到此類事件的本能反應是沉默哭泣，而非拒絕回擊。而這種反應很容易被“捕獵者”視作順從的信號，進而采取下一步的侵犯行為。對于一位衣冠楚楚、幾十年如一日的高校“捕獵者”來說，低成本就是最大的便捷，是他們下決心行動的首要因素。他們中的很多人正如《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一書中的李國華一般，廣撒網，在眾多學生中尋找溫順的獵物。因此，不要一味地順從、一味地聽話，從一開始便樹立起反擊者的姿態(tài)保護自己，或許會使“捕獵者”將此類學生歸入高成本對象的范疇。
在半夜被老師叫到宿舍樓下修改論文的時候，在單獨被老師邀請到家中的時候，在去辦公室談話老師要求把門關上的時候，在老師假裝不在意借機進行肢體接觸的時候，在老師開帶有性意味、性暗示玩笑的時候，不要沉默，要開口，要警告，要回擊，要讓捕獵者清楚他會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不要沉默，要開口，要警告，要回擊。不要沉默，要開口，要警告，要回擊。
最后，如果你不幸遭受了校園性騷擾或性侵犯，一定一定記得保留證據。物理證據，微信短信的聊天記錄及截圖，語音通話時的錄音等等，都將成為證明施害者暴行的絕佳武器。
在性侵問題之外，對于導師差遣壓榨學生的問題，我們呼吁高校出臺制衡導師一權獨大的政策和制度，同時也呼吁校方或學生自發(fā)成立維權組織或聯(lián)盟，更好地保障研究生的正當權益和私人空間，對遭遇壓榨或傷害的學生施以援手。
當然，最最理想的情況是，希望這篇文章在不久的將來會變成連篇的廢話或荒唐的歷史，希望每一位學生能在學校中享受知識和研究帶來的樂趣，而非侵犯和羞辱帶來的苦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