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
很顯然，這個標題中的“他”是特指一群人，而不是某一個人。當我告訴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教授，想用這個做標題來敘述90年前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一些故事時，他竟欣然同意了。
是的，這個“他”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
1927年4月26日，在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中國學術團體協(xié)會”與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簽署協(xié)議，組成“中國學術團體協(xié)會西北科學考察團”，將對中國西北地區(qū)進行科學考察。
協(xié)議規(guī)定，考察團的全部經(jīng)費由外方負責，但全部考察采集品都交由中國學術團體協(xié)會保存，瑞方只可得到地質(zhì)采集品的副本?？疾靾F由瑞方和中方各派一名團長，所有涉及國防事務的一律不許考察……
90年前的中國，風雨如晦。晚清以來，西方不斷有所謂“探險家”進入中國，特別是在西北和青藏高原進行探險考察，肆意攫取當?shù)氐母鞣N藝術品和文物，就像在自己家挖寶一樣，想要的東西幾乎是予取予求……因此，這條消息一出，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敢相信。無怪乎這件事情的積極參與者、寫出了《叫我如何不想她》的北大教授劉半農(nóng)都稱其是“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
中方團員的組建是相當快速的。袁復禮、黃文弼、丁道衡、詹蕃勛、龔元忠、李憲之、劉衍懷、馬葉謙、崔鶴峰。以后的考察中又增加了陳宗器、郝景盛、胡振鐸、徐近之、劉慎諤……瑞典方面除了斯文·赫定之外，還有考古學家貝格曼、天文學家安博特、地質(zhì)學家那林等十人，以及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氣象學家和航空專家等11人。1927年5月9日，西北科學考察團浩浩蕩蕩地在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集合，直奔西直門火車站，向包頭進發(fā)。10日，火車到達包頭，這里是此次考察的正式起始地。
從那里，西北科學考察團正式開始了它的征程。
這也是近代以來，第一次有中國科學家參加的具有現(xiàn)代科學意義的科學考察。
忘記了什么時候讀過黃紀蘇先生紀念自己祖父黃文弼的文章，其中講到一件事，“當時考察團為鼓勵團員有所發(fā)現(xiàn)而擬實行獎勵機制，斯文·赫定對中方團長徐旭生先生說，這事千萬別告訴黃（文弼），不然他會發(fā)現(xiàn)一個古城的。我祖父聽說了，笑道：余此次要發(fā)現(xiàn)一古國！”
這是怎樣的氣魄，現(xiàn)在想起來都心中一熱。
中國自己的學者走出書齋，幾進新疆，考察前后歷時八年，取得的成果在今天看來依然難以超越——白云鄂博鐵礦、準噶爾盆地的大批恐龍化石、羅布泊湖泊遷移變遷、東亞寒潮的氣象觀測、居延漢簡、高昌古國考古遺存、小河墓地……林林總總，涉及考古學、地質(zhì)學、地理學、古生物學、氣象學、測繪學等多門學科，很多考察結(jié)果研究一直影響至今……
90年后，你叫我們?nèi)绾尾幌搿八保?/p>
“要講的人太多了，每一個人的故事都那么長，那么傳奇。”朱玉麒在籌備“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九十周年高峰論壇”期間，無論白天有多少工作，在深夜接近凌晨的時間會定期更新自己的微信，寫一段中方考察團某成員的故事，信筆寫來，煞是好看，我們也形成了習慣，每天追著他的節(jié)奏看更新。
黃文弼：中國西北考古第一人
在整個考察團中，黃文弼無疑是朱玉麒最為關注的人。
黃文弼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他隨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新疆幾年，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發(fā)現(xiàn)，斯文·赫定稱他為“博大的學者”。西北科學考察團結(jié)束之后，他又在1943年和1957年兩度進入新疆進行考古工作，被稱為“中國西北考古第一人”。1949年以后，他進入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黃文弼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就感到，在當下西北考察、探險史的認識上，人們只知道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日本的大谷光瑞考察隊等等外國探險家，不知道中國有黃文弼。尤其了不起的是，他在這么艱苦的環(huán)境下每天堅持把考察的內(nèi)容及時記錄、寫成筆記和日記，而且在抗日和內(nèi)戰(zhàn)的動蕩時代沒有停止研究，把這些考古收獲都整理了出來。他后來的代表作叫《三記兩集》，概括了整個新疆地區(qū)的考古面貌，三記是《羅布淖爾考古記》《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兩集就是《高昌陶集》《高昌磚集》。
在我們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西方歷史學家、語言學家都認為太值得把黃文弼先生的著作翻譯過來。他們遺憾自己不懂漢語，實在沒有辦法來閱讀黃先生的考古報告，但希望了解其中的考古信息——這確實是國際性的呼吁。所以我們準備把這些書翻譯成通用的英文。日文的黃文弼著作集，日本學者已經(jīng)翻譯出版了兩冊?！?/p>
2012年，黃文弼生前藏書及考古資料由其家屬無償捐贈并入藏新疆師范大學。新疆師大為此專門成立了黃文弼特藏館、黃文弼中心，并召開了“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國際學術研討會”。
黃文弼先生去世于1966年，那一年朱玉麒才一歲。
“通過讀他的書，看別人對他的回憶，我越來越覺得，關于黃文弼及其學術成果的研究，是有關近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乃至中國國家命運的探討，也是有關中國當代考古學發(fā)展、西北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學科探討。”
徐炳昶：由學者轉(zhuǎn)型為卓爾不群的領導者
考察團的中方團長是徐炳昶，也就是后來在考古界鼎鼎大名的徐旭生，因在整個考察過程中出色的組織能力和為考察團所做的貢獻，獲得以瑞典國王名義頒發(fā)的勛章。
中國自古不缺乏卓爾不群的學者，缺乏的往往是既有社會責任感、又有協(xié)調(diào)能力的遠見卓識的戰(zhàn)略家。他們不但自身學問淵博，深具學術戰(zhàn)略眼光，還不懼辛苦煩勞。徐炳昶先生便是其中的卓越者。
徐炳昶早年留學法國學哲學，畢業(yè)于巴黎大學。回國后一年獲聘北大哲學系教授。新文化運動中，他創(chuàng)辦了《猛進》雜志，與魯迅等互有投稿。
1927年4月，徐炳昶主動請纓擔任團長去西北。他離京后，家里斷了收入，夫人帶著兩個孩子不得不靠自己的哥哥維持生計。1929年，徐炳昶結(jié)束考察回到北京，受聘擔任了北京師范大學校長，后因國民政府拖欠辦學經(jīng)費，專赴南京找宋子文請愿要經(jīng)費未成，憤而辭去校長職務。
據(jù)說，當時同去南京請愿的有幾大國立大學校長，說好了如果要不到經(jīng)費，就辭職不干，但最后真正辭職的只有徐公一人，故北平學界稱其為“徐炳傻公”。
辭職后，徐炳昶到北平研究院史學所工作，任研究員，又任考古組組長。期間受魯迅之邀，出版記述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徐旭生西游日記》。因為這次考察，他的研究興趣也從哲學轉(zhuǎn)到考古上來，于1933年親自帶人赴陜西考古，親自組織實施了對寶雞斗雞臺的三次發(fā)掘，被中國考古學界譽為“中國考古學初步發(fā)展時期最重要的發(fā)掘項目之一”。特別是徐旭生的學生、當時參與發(fā)掘的青年考古工作者蘇秉琦，后來整理斗雞臺西周墓地考古資料寫出《瓦鬲之研究》、《斗雞臺溝東區(qū)墓葬》的學術論文，被學界公認是中國考古類型學的奠基之作。
前不久，剛剛與朱玉麒一起在社科院考古所參加《徐旭生陜西考古日記》的新書發(fā)布會。
“早在1930年徐旭生就出版了《徐旭生西游日記》。他在陜西的考古日記，生前無暇整理，現(xiàn)在才得以出版，讓我們看到了西北之行結(jié)束后徐炳昶先生向著中國考古事業(yè)的華麗轉(zhuǎn)身，看到了他從西北考察到陜西考古中一貫的領袖作用，這些都奠定了后來他在新中國考古事業(yè)中的開創(chuàng)之功?！?/p>
1949年后，徐旭生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64年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期間，徐旭生主持了在河南偃師發(fā)掘夏文化遺址的考古工作。
徐炳昶先生去世的那年，朱玉麒十一歲。
袁復禮：有他這一件發(fā)現(xiàn)，就不虛此行了
徐炳昶先生之后的中方代理團長是袁復禮。
袁復禮早年留學美國，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回國后獻身于地質(zhì)調(diào)查與教學，是中國地質(zhì)學會的創(chuàng)始會員。在西北科學考察團里，他連續(xù)五年進行考察，取得的成就巨大，從1929—1932年他一直擔任中方代理團長，對考察團的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袁復禮踏上西北考察征程的時候，是北大和清華雙聘的地質(zhì)學教授。在考察團中，他是在西北連續(xù)考察時間最長的一位。1927年出發(fā)的時候，夫人已經(jīng)懷孕，等回到家后，孩子已經(jīng)快五歲了。歸來的1932年，北京變成了北平。
據(jù)說，袁先生帶著兩個相差5、6歲的孩子出門，總有那喜歡八卦的熟人攔住去路，有意要在孩子面前囧一下當?shù)模骸斑@兩個孩子差那么多？”袁先生訕訕一笑：“去了新疆五年，所以他們就多隔了幾歲?！?/p>
“袁復禮在新疆發(fā)現(xiàn)恐龍化石在亞洲是第一次，從而推翻了過去的地質(zhì)學家認為天山東部不可能有二疊紀三疊紀動物化石的觀點。一位瑞典地質(zhì)學家說，即使此次考察只得此一件發(fā)現(xiàn)，也屬不虛此行了。”
朱玉麒說，因此，斯文·赫定后來專門為袁先生請來了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fā)的“北極星獎章”。
袁先生享年94歲，他的家族有長壽基因。袁復禮先生去世的那年，朱玉麒22歲，已經(jīng)在新疆工作了。
陳宗器：走向有水的羅布泊
另一位和袁復禮一起獲得“北極星獎章”的是陳宗器。新疆考察七年里，全團有八名科學家先后十幾次從不同方向進入羅布泊地區(qū)。陳宗器、霍涅爾和那林對湖區(qū)進行測量，完成了該地區(qū)的第一幅實測地圖，其精確程度據(jù)《空間遙感圖像分析應用》一文記載，“美國陸地衛(wèi)星一號測得，圖像上第五階段湖岸所包圍的羅布泊形狀大小與陳宗器等人測繪完全一致?！卑膊睾完愖谄魉M行的天文測量，為這一地區(qū)提供了精確的經(jīng)緯度和高度數(shù)據(jù)，他們還進行了各種振子試驗，測定重力、地磁、地殼變形觀測及氣象觀測。
新疆探險時代，羅布泊是謎中之謎。陳宗器的兩次考察，都幸運地進入了羅布泊，而且是從東西兩個不同的方向，做了細致的測量。1934年，斯文·赫定與陳宗器乘獨木舟沿孔雀河進入羅布泊，赫定親眼目睹了湖水如他所預言的那樣，回到了樓蘭附近。之后，赫定發(fā)表了長篇科學考察報告《羅布泊探秘》及游記《漂泊的湖》。1935年，陳宗器在斯德哥爾摩發(fā)表了論文《交替湖》（AhernatingLakes），對一個多世紀以來羅布泊的位置之爭和是否游移湖的觀點，以實地考察的有力證據(jù)，提出了交替湖的觀點。
作為考察團第二批成員的陳宗器，是在西北考察、工作時間最長的中方團員?？疾旖Y(jié)束之后，他赴德國留學，在柏林大學攻讀地磁學和地球物理學。1947年中國地球物理學會成立時即任秘書長，是中國地球物理學會的主要發(fā)起人。陳宗器還任國際地球物理年會中國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主席是竺可楨）。他在西北科學考察中成績卓著，獲得了中外科學界的一致認可?？上?，他1960年以62歲的年齡謝世。
陳宗器給新疆歸來后出生的一對兒女，起名斯文、雅丹。斯文當然是紀念赫定，雅丹則是他在羅布泊地區(qū)終日相對的一種壯麗的風蝕地貌。斯文和雅丹后來在陳宗器誕辰110周年為他編輯的紀念性文集，以《摘下綻放的北極星》為名。雅丹還以實地踏勘的經(jīng)歷，為他的父親寫了一本傳記《走向有水的羅布泊》。
劉半農(nóng)：坐鎮(zhèn)后方的常務理事
西北科學考察團西行的征途上，沒有劉半農(nóng)。但是萬里征程的后方，是他這個常務理事在忙碌。
“當年與斯文·赫定的談判，劉半農(nóng)是著名的‘大炮’，最后簽訂的十九條協(xié)議，就是由劉半農(nóng)起草。沒有人比劉半農(nóng)更知道爭奪西北主權的意義，無論是領土還是學術。
斯文·赫定在他的游記里回憶這一段在北京的日子，最在意的是徐旭生和劉半農(nóng)這兩位留法歸來的學者的意見。最后，這兩位一個做了中方團長與他共赴西北取經(jīng)，一個成了常務理事在北京坐鎮(zhèn)籌劃，而且都成為他終生懷念的中國人——赫定在《亞洲腹地探險八年》中，專門畫下了劉半農(nóng)的半邊臉面兒?！?/p>
朱玉麒說，劉半農(nóng)作為常務理事，毫不含糊，打報告要經(jīng)費、打電報做協(xié)調(diào)，不知干了多少看不見的運作?！耙f看得見，那就是在兵荒馬亂的中國，考察團竟然就順利地運作下來，而且不斷申請延長期限，足見理事會在后方付出了多少努力，才保證了前方的安定?！?/p>
考察團的成果出來，他寫的題簽最多。
不僅如此，斯文·赫定70壽辰，國際地理學會組織紀念論文集，劉半農(nóng)作為中國學者的代表參與其中。于是他去了綏遠調(diào)查，要寫一篇綏遠方言的論文為赫定祝壽。然而，這一去，患上了回歸熱，一種聽都沒有聽說過的熱病。
“1934年7月14日，43歲的劉半農(nóng)溘然離世。那時候我的父親才9歲，剛剛讀完了《詩經(jīng)》。并不知道劉半農(nóng)是誰。”朱玉麒說。
很多人讀過魯迅的《憶劉半農(nóng)君》：“半農(nóng)確是淺。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p>
由于斯文·赫定與劉半農(nóng)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據(jù)說還衍生出赫定與劉半農(nóng)相商，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故事。劉半農(nóng)是魯迅的老朋友，認為這建議不錯，便托魯迅的弟子臺靜農(nóng)寫信探詢魯迅的意見。魯迅當然是婉拒了。
人物工作室的話：
對朱玉麒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如果你曾經(jīng)關心過一個人，那就會對他所有的東西感興趣。
他對于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每個人的感情正是如此，恨不得窮盡所有的資料，去打聽所有的故事，找到每個人的后代，把他們的故事傳播得更廣。
參加會議的每一個人都得到了一個由當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老照片組成的2018年掛歷。這意味著在2018的每一個月，都可以根據(jù)當月照片在地圖上找一找當年拍攝的地方，說不定，也找一找他們的日記來讀。
其實當年的西北考察結(jié)束后，成立了四個文獻資料整理小組，甲組由馬衡、劉半農(nóng)負責整理漢簡，乙組由黃文弼負責整理考古資料，地點均在北京大學。丙組由袁復禮負整理地質(zhì)資料，地點在清華大學地學系，丁組由丁道衡負責整理地質(zhì)資料，地點在北京大學地質(zhì)系。也就是說，西北考察團的故事后來一直以科學研究的方式延續(xù)著。
在看黃文弼特藏館的資料時，有一處介紹讓我特別開心，特藏館以黃文弼先生西北史地的文獻為核心附設了“絲綢之路文獻館”，準備匯集與西域研究的文獻資料，使之成為在西域本土與世界相呼應的資料中心，向海內(nèi)外研究者開放，為“一帶一路”提供學術資源。這項倡議得到了很多學者的響應，已經(jīng)有榮新江、孟憲實、羅新等多位將他們的藏書源源不斷地寄送過來，有的都是成套的文獻。可惜我手里的書應該都是他們已經(jīng)有的，否則也捐獻過去。
還有一件事印象也很深，那就是從中國學術團體與赫定開始談判，到考察的整個過程，中國新聞媒體都給予了關注和報道，像《大公報》、《申報》等，這也是前所未有的開先河之舉。比如為了紀念此次西北科學考察，中國政府在1932年曾發(fā)行紀念郵票一套共四枚，這是中國郵政史上第一次為科學界的考察活動發(fā)行紀念郵票。《大公報》專門發(fā)了社評，稱“該考察團工作縱從此作一結(jié)束，而其功績之其于國民及于文化者則日益彰，其為國民教訓之力量亦將日益顯。何則？中國之最大需要，為自然科學。而最少者，為獻身的科學家，而西北考察團，則已示其最新這模范……聰智之士，喜自然科學與工業(yè)技術者較少，至于獻身奮斗，視科學為生命者，尤少。發(fā)行紀念郵票，意在引起國民對于學術探查之趣味?！?/p>
對于這個年代久遠的社評，深表贊同，這也是直到今天，我們依然覺得應該大張旗鼓紀念他們的意義。（人民日報中央廚房·人物工作室 楊雪梅）
